曹德旺谈企业家责任：赚的钱必须还给社会，爱国情怀驱动国家兴旺
文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他手上赚的钱，在他死之前必须还给社会。他减持股票套现了 10 亿元准备投入灾区救灾。他做企业并非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这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依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曹德旺是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他的知名度并非源于其资产排名或在中国首富榜上的位置有多高，而是源自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与那些默默发财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相比，他的这种情怀显得较为高调且另类。
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
日本工业化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情怀
从人类近代工业化历史的角度去看，曹德旺的国家情怀显得另类，这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所有依靠市场经济完成工业化崛起的国家，像通过民治维新在亚洲率先引爆工业革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民营企业家的爱国主义情怀来推动工业化与社会精神文化的提升。虽然对于西方国家曾经大批量存在的国有企业而言，为国家的工业化目标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但对于拥有大量私人投资和股份的海外特许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为王室与国家的全球利益服务也是其核心宗旨之一。
我们以明治维新后一直凭借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市场经济从而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作为例子，来看一看日本民营企业在明治维新之前处于小农市场经济的状况下，以及在明治维新之后参与西方大国争雄的工业化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重大区别。
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最大社会动力来源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贸易网络实施了军事重商主义的渗透与垄断。尤其是在看到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欧洲列强无情击败，并且签署了不平等贸易条约这一惨痛教训之后。这让日本有一大批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察觉到了日本民族从小农经济社会向工业化经济社会转变的必要性以及紧迫性，要是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有灭亡种族和国家的危险。
·工业革命更多是国家暴力开创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
事实上，欧洲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热兵器战争，其中在地理大发现以及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之后，这种国家竞争与全球殖民争霸的过程起到了倒逼的作用，从而促使欧洲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助成本。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商品生产效率方面能够超越小农经济，进而更有经济实力去应对来自邻国的商业竞争与挑战；还意味着在军事技术以及枪炮的生产效率上能够超越小农经济时代，从而更有战争实力去应对来自邻国的军备竞赛与挑战。
愿意且能够开启工业化的国家，不会像非洲和美洲那样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和资源掠夺对象。只有有了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及强有力的军事化重商主义政府通过国家暴力去创建统一的国内、国外市场，提供基础设施并开拓全球商业网络，工业化才有可能发生。
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这本书里，把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一个成功因素，归结于英国处在“充满战争权力和财富竞争的欧洲世界”中，并且最早成为了现代化民族国家。因为“英国具备最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优势……这样国家就能调和个人的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还能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时的表现，整体效应比各部分的总和还要大。”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对国家的鼓励与倡议给出更优的反馈和回应；与之相反，国家也能更清楚地知晓应当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以契合积极的社会力量，如此国家方可具备竞争力。然而，兰德斯既未重视伟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讲的“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也未重视他的同行蒂利的那句“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
英国都铎王朝实现了中央集权，并且采纳了统一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和纺织业扶持政策。之后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全球市场开拓，第一次工业革命才在欧洲的边陲岛国英国爆发。18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夜，也就是纺织业机械化革命前夜，英国的乡村工业和纺织作坊在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下，被全国性的商业和贸易网络连接起来了。这个商业和贸易网络具备成熟的供应链和运输系统，包括运河和收费公路。并且，这些乡村工业和纺织作坊所需的物流能够“安全”地通向全球，因为有强大的英国海军护航。
人类要竞争就必须组织起来，同时通过竞争也能组织起来。工业革命不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一系列能使利润最大化的新技术发明引发的产业革命，更是一场由统一的国家意志以及强大的军事重商主义政府，借助国家暴力开创出全球统一大市场的结果。统一大市场能够支撑规模化大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技术能给资本家带来滚滚利润。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技术完全源自印度。然而，在那个时期，印度甚至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那么，在 17 - 18 世纪，又有谁会去组织印度高度分散的手工纺织作坊，让它们开展全球竞争呢？类似的原因导致，在 19 和 20 世纪，印度连模仿和复制英国纺织业的工业革命都做不到，更不用说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了。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和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企业家是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
工业化是国家竞争和生存的手段，后发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涌现出许多类似华为的爱国民营企业。这些企业把商场视为国家竞争的战场，不少都有自己创作的爱国歌曲，以此激励工人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工作，在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在挣钱的同时尽力关爱社会福祉。这些民企号召大家与国家同命运、共繁荣、同进退。
明治维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 1874 年，在总结欧洲工业化崛起经验时指出：明治维新是在天皇的工业化意志引领下，属于“用生意手段展开战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发起对外贸易战争”来为国家创造全球市场，这是“商人的公共职责”。如今的世界完全可以称作是生意与战争的世界。他觉得在军事冲突时是武器的战斗，在和平时期则是工业与贸易的战斗。日本一定要“在贸易、工业方面，在科学、艺术以及其他所有领域与外国人展开抗争。”他提出日本需要借助殖产兴业来积蓄力量，“把对外军事战争延迟到未来的某一天，当下我们仅仅只想发起贸易之战。”
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他的思想体系成为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得以盛行一时的重要基础。
福泽谕吉认为，商业等同于战争，并且是立国之战。他觉得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必须凭借“万众一心”的爱国精神去进行战争与商业活动，这样才能够在欧美殖民帝国主义的丛林世界中存活下来。然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受惨败的大清王朝，却并未形成这样的深刻见解和国家意志。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思想家把奔赴海外研究西方经济的商校毕业生比作“如同侦察敌人阵地的秘密部队一般”，那些杰出的商界领袖被比作“犹如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那样”。在整个日本以及海外日本人所到达的地方，所听到的声音都是“企业在进行战争”、“外贸竞争就像是和平时期的战争”。
福泽谕吉认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和真刀真枪的战争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这个界限并非分割线，而是交汇线。就像欧洲强国战胜欧洲弱国时会使举国士气高涨一样，日本也需要通过一场战争的胜利来推动自身经济的腾飞。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效仿欧洲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日本一直在筹备与当时亚洲最大的弱国清朝展开一场拼死搏斗，目的是能够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并在实际上得到它们的认可。
二战后，日本著名思想家掘田善卫谈及这一点时表示：“若不想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那要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呢？……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要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难道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为了建设日本的近代化，我们必须学会近代西方逻辑，也就是西欧帝国主义逻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19 世纪末，美国第 26 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清楚指明了这一点：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同时，所有最伟大的比赛都是战斗。那些不能为自己而战或者不愿为自己而战的人，必然会被愿意为自己而战的人所统治。一个种族一旦失去了顽强拼搏的美德，那么，不管它还能保留些什么，不管它在商业、金融、科学或艺术领域多么擅长，它都失去了与最优秀的人能够自豪地处于同等地位的权利。种族的怯懦，如同个人的怯懦一样，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大清灭亡的必然
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历史，大清必然会灭亡。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时曾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且幅员广大的帝国，它不顾当时的形势，依然安于现有的状况……如此一来，这样一个帝国终究要在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决斗中走向终结。在这场决斗里，陈腐世界的代表所秉持的是基于道义的原则，然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通过用武力去获取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着实是一种悲剧，即便诗人的幻想也始终不敢构想如此离奇的悲剧题材。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凭借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摆脱了这场悲剧，并且在亚洲殖民地市场的丛林竞争中战胜了欧美海盗国家。日本作为一个弹丸小国能够赢得这场竞争万众资本骗局，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懂得运用国家组织能力和爱国主义来开展市场经济。福泽谕吉呼吁日本民营企业把国家利益置于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大力宣扬民族比利润更重要。认为商业界需要武士道精神，需要武士而不是重利的商人。
明治维新期间流行的日本企业家精神是：不要问经济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经济做什么。他们始终将利润全部重新投入到工厂中，对工作怀有极大的热情。这种精神在二战日本战败后很长时间一直延续着，以至于如今人们所看到的日本工人、技术员和企业家的团结精神，实际上都源自于此。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铸造厂（资料图）
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和企业家认为公司是为百姓连接个人与国家的桥梁与媒介，也是经济参与者履行新职责并展现个人对国家效忠的中心渠道。1908 年，一位银行总裁俊介指出：“效忠和热爱祖国的精神并非仅局限于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其还体现在企业业主与雇员的关系中。”那个时期的企业家们期望从农民中招收的工人能成为“企业战争”里的士兵，并且能够分享“实业家”的荣耀。
明治维新时期所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使日本的民族精神得以提升，社会共荣风气也得到增强，并且在明治结束之后依然持续得到发展和弘扬。例如在 1930 年代，一家日本的民营自行车厂有着如下的公司规章：
我们努力以兄弟情谊组织劳动大众，目的是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同时发展社会事业。
我们致力于建立生产销售自行车的最佳机制，目的是促进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我们会竭尽全力去保护每一个相关成员的利益，保证他/她的生活没有忧虑。
为了推动工厂、销售站以及代理商的共同利益，我们会竭力让整个企业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力量。
每个成员都将全神贯注地努力推动全体成员的利益，并且始终将整体的需求牢记在心中。任何人都不可以做出违背整体利益的行为。
这家工厂的《厂歌》写道：四海波涛极为凶悍，潮水肆意且泛滥。然而，万众一心，坚如磐石，团结一致，以钢铁般的肩膀力挽狂澜。正义的力量与勇士的胸膛，能够助弱扶强，兄弟情谊可赴汤蹈火，万众一心，自豪昂扬。我们盼望和谐共处的乌托邦，以实现那高尚的理想。啊！万众一心，永放光芒，热情激荡，万事辉煌。
1922 年，即一百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作出指出：日本学习欧洲列强，开始提倡国家主义。其杰出领袖们明确认准一种产业政策后便大力进行推行。日本很快从一个无法抵御外辱的国家，迅速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化强国。日本废除了封建制度，将权力收归中央。日本创建了强大的海军，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日本还吞并了朝鲜，使满洲和内蒙古沦为了日本的保护领地。日本大力发展工商业，普及了义务教育，宣扬并崇拜天皇，人为地制造了对天皇的崇拜。
罗素认为日本实行西方式工业化后，其内在经济逻辑以及必然采纳的地缘政治战略，必然会引发“全面入侵中国”的行为。同时，他指出日本民族的特性决定了它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敌人。罗素指出，黄种人虽有共同之处，但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天性差异极大。他认为，西方人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日本不仅会再次犯下，而且其邪恶程度会加倍。所以，在 1920 年代，他就警告中国人必须始终保持对日本人的警惕。
罗素认为，倘若中国效仿西方列强和日本，成为一个崇尚武力、基于爱国主义的军事重商主义国家，那么必定能够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工业化大国。然而，如此一来，西方人将会遭遇灾祸，并且会使中国摧毁自身历经几千年、崇尚和平与艺术的道德主义文明。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继续在西方战争资本主义的掠夺政策与自由贸易骗局的打压下奉行开放政策。罗素指出，中国若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西方列强不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会被外人所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是在本民族内部还是在民族之间。如果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这对世界而言并非是一件好事。因此，最终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社会主义在欧美获得胜利。
让罗素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这对全人类而言是一件好事，尤其对于奉行对外掠夺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因为倘若当时超过 4 亿的中国人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那样的军事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对外掠夺道路来实现工业化，而不是通过公平、正义且不对外殖民扩张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那么毁灭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许早就已经打响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只有中国成功了？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借助举国体制来开展重工业、轻工业以及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其目的是对抗战争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与市场扩张政策。这样做虽然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组织动员能力，还为中国构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工业化体系。然而，在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全球商业竞争、科技竞争以及军备竞赛时，依然无法快速缩小与发展了 500 年的战争资本主义的西方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日常生活水平方面。
1980 - 90 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半个世纪之后。在这个时期，所有那些当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反殖民、反侵略战争而获得独立解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都面临着市场化改革这一必然的任务。计划经济是一种福利经济，它不计成本，不贪图利润，强调公平分配。从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大多数企业、机构、单位甚至农村社队都尽力办自己的托儿所、卫生院、养老院，大学都有自己的附属小学与中学。后来的“市场化改革”首先试图去掉这些福利包袱，这导致俄罗斯 90 年代的人均寿命陡然降低了近 10 岁。
众所周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最为成功。中国是唯一成功复制西方工业化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完全忘却了西方国家当年凭借强大国家能力所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军事重商主义而实现崛起的历史。它们将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倒逼才实现的民主选举和福利社会，当作是西方自古以来就如此发迹的迷信和灵丹妙药。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当然会受到这种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因为邓小平时代坚定奉行“四个坚持”，且存在一大批在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国有企业，所以没有像东欧国家、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那样犯颠覆性错误，没有把当年社会主义时期辛苦建立起来的战略性国企全部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强大之处在于能充分发挥隐匿于民间，尤其民营企业中的巨大创造力。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忽视了这种创造力。然而，市场经济不能否定国企的顶梁柱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赖以运作的所有公共产品，像电力以及运输基础设施等，基本上都源自国企。
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忘却了历史，在欧洲列强工业化进程中，曾大量借助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例如，威尼斯兵工厂对威尼斯的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葡萄牙国家舰队主导的十三次大航海远洋探险，推动了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荷兰与英国有上百家由皇室主导的海外特许公司，助力这两个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每一次产业升级与技术吸收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有企业，对日本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等。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保留国企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同时，也激发了私营企业的发展活力。图为电力工人在灵绍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绍兴换流站进行检修作业，此图来源于科技日报。
中国大力推行国企改革，以契合市场经济下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目标。然而，并未对国企进行全盘私有化，这使得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得以顺利实现中国市场经济所需的各类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例如万众资本骗局，建成了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打造了现代化的供电网和自来水供应网，构建了廉价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还建立了现代化的军工体系与航空航天工程等。
欧美日在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普遍秉持的是爱国主义。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前，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激发了爱国主义精神。然而，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的媒体宣传和基层治理中，这些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也没有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做出应有的调整并继续发扬光大，而是在一些方面被干脆放弃了，比如市场化后的医疗和教育领域。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他们误以为仅靠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以及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就能够缔造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奇迹，既不需要爱国主义，也不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更不需要每一个企业和个人自觉去承担和肩负起救国救民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这着实是一种不幸。
新自由主义思潮曾成为主流，然而中国民间存在着强大且自发的爱国主义倾向。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创新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走到了全球前沿，他们推动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让中国人得以扬眉吐气。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之下，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中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这种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在更广泛、更多的范围内得到大力弘扬。
私人资本如果缺乏爱国主义，在国家竞争中根本不会愿意与国家和民族同患难，一旦有一点动静就会纷纷逃离。同样地，基层政府部门如果缺乏爱国主义，就会经常滥用监管执法权力，随意对民营企业进行打压，违背“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宗旨。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经济出现了崩溃和瓦解的情况。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国主义的严重缺失。具体表现为，民营企业缺乏爱国主义，甚至连执政党都放弃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所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传统。
大变局：呼吁爱国主义企业家精神回归
没有爱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两百多年前，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是相似的。它们都不具备能够引发工业革命的市场条件，同时也都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而之所以会缺乏市场，自然是因为缺少了“市场创造者”。印度方面，这种缺少工业革命所需市场及市场创造者的情形，在 19 世纪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修建铁路之后变得十分显著。当时所修建的铁路是全亚洲最先进的铁路网络，即便如此，100 多年过去了，印度依然没有凭借它实现工业化。这是因为印度缺乏组织起来的国家，也缺乏由国家力量去调动人们利用铁路系统的能力。
当时的中国与印度情况相同。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中国以及印度的人口比英国多很多。然而，手工纺织业市场却很小且很分散。这是因为各个村庄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极高。印度的纺织品家庭作坊同样是自给自足的，是小型且孤立的，也是高度分散和本地化的，并且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由其扶持的商人阶层，无法帮它们开拓统一的国内外市场，也无法组织生产、销售和原材料供给。
今天的中国比俄罗斯、乌克兰、南斯拉夫、巴西、印度更成功。这并非是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这些地区的更聪明。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国的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没有完全舍弃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国家能力与自主精神。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为民营企业打造全球市场、组织远距离商业贸易和物流运输方面的能力更强。不像东欧国家那样自废武功，将所有国企一刀切地私有化。中国拥有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能迅速提供市场所需电力、港口、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国有企业，也有像华为这样将大量积累用于研发的爱国民营企业，还有像曹德旺这样乐善好施的爱国民营企业家。
中国在 1978 年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民营企业也随之诞生。这就如同八路军毅然出发奔赴抗日前线一般，充满着坚定的步伐和向前的决心，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着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有着强大力量且不可战胜的队伍……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间，许多地方的政府机关、学校、医院以及民营企业到如今依然没有察觉到，改革开放如同抗战一般，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就如同当年邓小平在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时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能够重新“闯出一条生路”。
商业本质上是一种较为和平的战争形式。发展市场经济需要与西方进行融合。但这无法掩盖工业化过程中所蕴含的国家竞争本质。这种竞争并非始终是和平的，而是时常充满着激烈的对抗与冲突。资本主义诞生后的 500 年，西方的战争史与国家竞争史可以作为证明。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了四次英荷战争，这是证明之一。两次鸦片战争，这是证明之一。两次世界大战，这是证明之一。日本的明治维新之路，这也是证明。
发展壮大民营企业，这一点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经济发展的伟大成绩，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时，拥有强大的民营企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今天的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正遭遇来自美国和西方阵营的遏制、打压，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所以，中国更加需要像曹德旺那样的企业家情怀。这种情怀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核心要素之一。
1961 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民众及民营企业发出公开呼吁。他说：不要去询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同时，他还呼吁：要去问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如果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号召民营企业为国家考虑，那么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更应该这样做吗？当下，中国正处于大国竞争的历史阶段。需要向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发出呼吁，让他们不要只想着国家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而要思考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注释：
文章中的引文，其关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家的部分，主要源自著名美国社会学家里亚 - 格林菲尔德的名著《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第三部分“日本之路”，该部分由张京生、刘心义进行翻译，出版于 2022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