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鹌鹑骗局 钛媒体祝国庆快乐：中国企业70年发展历程与未来机遇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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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途已然开启。在那不断涌动的历史洪流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堪称是时代的幸运儿。
钛媒体注：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并且还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钛媒体祝愿各位国庆快乐。在享受假期的过程中，各位需注意安全。当然，也不要忘记守候钛媒体，度过一个有营养且有深度的假期。在 7 天的假期里，钛媒体会与你一同欢度假日。
70 年的发展为无数企业提供了成长的舞台，也为无数人带来了实现梦想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企业跻身全球前列，它们前方已无现成的样本和案例，面临着挑战、压力，也拥有着机会。今天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内容是关于中国企业如何逐步实现发展的。下文作者为吕玥（来源深响，ID：deep-echo）。钛媒体获得授权发布，经钛媒体略作编辑。
在这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倘若有令你难以忘怀的人或者事，那么也欢迎你到留言区进行评论和交流。
这个时代到来之时，气势极为迅猛。万物尽情地生长，尘埃在升腾，曙光也在升腾。江河汇聚起来形成了川流，无名的山丘渐渐崛起成为山峰。天地在这一时段，显得格外开阔。
在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历程的《激荡三十年》里，财经作家吴晓波以这样宏大的开场方式，提炼出了一个时代的变革。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1949 年之后，中国从极为贫困的状态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普通人所感知到的，或许是街道变得更加宽阔了，家庭变得更加富裕了，城市变得更加繁华了。然而，更多的变革是在超出普通人认知范畴的地方发生的，并且这些变革深切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宏观层面的成绩，是个体持续努力与时代机遇共同造就的结果。
人们身处历史洪流中，通常很难察觉到时代潮水的方向对个人命运所产生的冲刷与洗礼。然而，当回望起点时，却不难发现个体命运在时代大背景下发生了变迁。
商业经济是观察时代变迁的最佳窗口。它不只是关于富豪成长的绚丽历史，还能让你看到个人选择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同时，你也能在其中看到时代趋势给普通个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回顾过去，能够清晰看出：时代孕育了个人，个人也以自身的力量推动着时代的发展。而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
农民企业家撞开裂缝
1969 年 7 月，浙江省萧山区宁围镇的农民鲁冠球。他带领着 6 名农民，集资 4000 元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在创办之时，他大概根本不会想到，这个乡镇的小作坊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汽车、能源、房地产等诸多产业，营收突破千亿的商业帝国。他更不会预料到，从田间地头成长起来的这个机构，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一支重要力量。
鲁冠球创业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的格局。“合作化”运动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之下，农民依靠上天赐予的粮食来维持生活的日子并不好过，经常会出现吃不饱饭的情况。
那时，在城市居住、领取固定工资、在政治层面“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工人，是社会最为人们所羡慕的阶级群体。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因户口的限制而被严格地分隔开来，留给农民进城成为工人的途径并不多，那种令人艳羡的身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并且农民更不可能自己去开办工厂做生意。
鲁冠球是其中异类。
上世纪 60 年代初，14 岁的鲁冠球出生于浙江萧山区宁围镇。他是一名辍学青年，怀揣着当工人的梦想前往城里，在一家铁器社当了学徒工。然而，他运气不佳，由于受到“精兵简政”的影响，原本可以转正的他无法留在工厂，只能再次回到农村。
鲁冠球
回家之后，他曾办过米面加工厂。他还修过自行车。他也开过铁匠铺。一旦这些被村上查封了，他就会更换一个行当继续干下去。最终，他被批准使用大队农机修配所的招牌。并且在 1969 年，他等到了准许大队开农机修配厂的国家文件。
政府的支持最终使鲁冠球的事业拥有了合法性，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没有原材料，也没有销售产品的指标，所以鲁冠球只得从废料站收购废铁，从买煤站里挑选出被丢弃的“二煤”，没有交通工具就骑着自行车运输。随后，鲁冠球购得了码头上无人问津的一批军工废角料，曾经用于制造大炮后剩余的材料在鲁冠球和几个农民的手中被制作成了用于种地的犁刀。
我们自己去寻找原料，在没有原料的情况下；我们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夹缝之中去寻找市场。
鲁冠球凭借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在新旧体制过渡的那道缝隙当中找到了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鲁冠球的农机修配厂改了名字，变成了杭州万向节厂，其主要的业务从生产农用设备转变为生产汽车零配件的万向，并且创造了乡镇企业在多个方面“第一”的记录。
鲁冠球此时成为了《半月谈》评出的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几年后，他作为中国乡镇企业家代表，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
想要把握时代脉搏的，除了鲁冠球，还有地处内陆巴蜀之地的刘家四兄弟。
刘家有四兄弟，他们的境况比鲁冠球好很多。他们的父亲是县团级领导。陈育新（原名刘永美，在两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被过继后改名）、刘永言、刘永行、刘永好这四兄弟，分别在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有企业工作。可以说，他们事业的起点，正是鲁冠球从小就想要实现的人生梦想。
县团级以上级别才有资格订阅的《参考消息》，使得刘永好和他的几个兄弟很早便能知晓世界的动向。在无线电技术刚兴起不久，他们就开始尝试组装收音机和电视机，之后仅凭借兄弟四人就成功组装出了成都市的第一台个人组装电视机。
刘家四兄弟有知识、有技术且眼界开阔，但依然受体制所限。生产队大队书记把组装电子设备的想法拍着桌子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后，他们每天都关注媒体报道，试图寻找那个时代的“风口”，当时刘永好订阅报纸的数量几乎与他工作所在学校的订阅量相同。
他们最终选定了农业。刘永好的三哥叫陈育新（刘永美），他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具备农业相关的知识储备，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很自然、很顺利的事情。
刘家四兄弟为获取当地政府支持，向县委书记承诺每年需带动十个专业户致富。他们从种蔬菜开始，逐步拓展到养猪、养鸡以及养鹌鹑等领域，逐渐探索出发展路径并成功兑现承诺。在他们四人的带动下，周边老百姓养鹌鹑的规模突破了一千万只，使得四川新津成为全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之后又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养殖基地。
刘永行与其兄弟在精心研究鹌鹑养殖
八十年代后期，刘家四兄弟投入了数百万科研经费和置地资金。他们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筛选。自行研发出了“希望牌”1 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此饲料可与泰国“正大”饲料相媲美。并且每吨价格比泰国饲料低 60 元。他们打破了洋饲料垄断市场的局面，新希望的规模也随之快速壮大。
同一时期，曹德旺出生在福建。他有一个很早就出国做买卖的父亲，还有一位出身大宗族的千金小姐母亲。原本他是“富二代”，然而家庭经历动荡后，他并未过上富裕生活。因为他的父母都不擅长耕田种地，所以他忍饥挨饿的概率比一般农村孩子要高。
父亲曾在日本做生意，也在上海做过生意，他对曹德旺商业思维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曹德旺 15 岁开始跟随父亲做买卖。他曾卖过烟丝，也贩过水果。还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种过白木耳，当过厨师，做过果苗销售员。他经历了各行各业底层生活的艰辛，一遍又一遍。直到 30 岁，他参与筹建福清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开始当采购员。
曹德旺看中了汽车产业发展机遇，与鲁冠球一样。之后，他承包了自己所在的这家乡镇玻璃小厂，而这家小厂年年亏损。他将主业转向生产汽车玻璃，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 100%依赖进口的历史。
九十年代，福耀玻璃正式在 A 股市场上市。在后续的发展进程里，福耀玻璃不但拿下了国内 70%的市场份额，而且还顺利进入了国际汽车玻璃配套市场，进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厂商。
曹德旺的成长环境与前两者差异极大，他在时代潮水中也奋力拼搏，建立事业，打开局面。
从农业转入商业，这是时代给予有胆量、有观念、能吃苦的农民阶级的一次能够致富的机会。前辈企业家们进行的大胆探索，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途径。
从无到有的84派：走进黄金时代
乡镇企业家们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开端。第一波浪潮涌起之后，很快，时代给予了更多人展现能力的契机，第二批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更多普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王石出身于交通系统。1983 年，他通过倒卖玉米在深圳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84 年，他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贸大厦，得知邓小平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于是他预感到自己干大事的时机到来了。
王石用倒卖玉米所得的钱，创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凭借与倒卖玉米时相同的思路，迅速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第二年，王石参与到了拍卖会当中。他以 2000 万元的价格拍得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自此，他正式踏入了房地产行业。
王石认为，从做贸易转变为做房地产的逻辑较为简单。当时，最有前途的行业有两个，其一为快速走进普通人家的家电；其二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必定会非常大的房地产。由于无法拿到家电进口指标，所以房地产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价格双轨制促使了“倒爷”这一群体的产生。然而养殖鹌鹑骗局，并非任何人去做都能像王石那样顺利且运势亨通。
柳传志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离职后，在一次彩电倒卖活动中遭遇了骗局，被骗了 14 万。在那个时候，以他每月 105 元的工资来填补 14 万的这个窟窿，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
柳传志有知识，并且有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作为坚实的后盾。他经历了被骗，还经历了在中关村摆地摊等各种逆境。之后，柳传志获得了中科院的一笔电脑验收、培训、维护业务，从而赚到了总价值 70 万元的第一桶金。
柳传志通过这项业务顺利与 IBM 建立了联系，为 IBM 做销售代理在联想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最重要的营收来源。之后，计算机专家倪光南的加入为柳传志和公司指明了新的方向，他研发的联想 I 型汉卡不但卖出了数百万，还把联想带上了影响全国乃至全球的快速发展之路。
倪光南与柳传志
王石从事房地产行业，柳传志从事高科技产业，他们一南一北。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在 1984 年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的影响下“下海”创业，成为了企业家。
84 派企业家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公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掌握高新技术的科研人员。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探索，大多带有草莽气息，是在政策尚未一路绿灯亮起时就大胆前行在路上的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益于 1977 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八十年代毕业并进入工作岗位的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康佳的总裁陈伟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例子。
李东生、黄宏生、陈伟荣
1982 年，陈伟荣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毕业。他被分配到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康佳的前身），成为了一名普通技术员。
然而，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机关干部李东生与另外两位一样进入了企业，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间，他们逐步晋升并坐到了总经理的位置，昔日的同窗开始在同一个行业中展开竞争。
在 84 派里，张瑞敏以“砸冰箱”事件影响了几代人，他是不得不提及的代表人物。1984 年这个历史节点上，青岛家电公司的副经理张瑞敏被任命为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厂长。
他接手的并非是好差事，而是一个极为糟糕的烂摊子。这是一家集体小厂，资不抵债，亏空达 147 万元。工人上班时间是八点到九点，走进厂内只有一条烂泥路。在他接手的时候，这家工厂在一年内已经连续更换了四任厂长。
这位“大锤企业家”上任之后，一方面在企业管理方面制定了极为严苛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在产品质量方面也制定了极为严苛的规章制度。通过这些规章制度，旨在改变厂子里人心涣散的状态以及乌烟瘴气的状态。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八十年代去北京跑批文时，若买不到火车票，所有人就都花 5 分钱买一张站票，从青岛一路站到北京。到了北京后，所有人住的宾馆价格绝对不能超过十块钱一晚，通常只会住五六块钱的招待所。
张瑞敏上任四年后，以大锤砸出了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质量金牌。之后，海尔建成了中国家电业的第一个工业园，即青岛海尔工业园。张瑞敏成为了首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这一案例被选入哈佛商学院案例库，并且海尔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基地。当时用来砸冰箱的那把铁锤，也已经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了时代机遇，84 派从起初的一无所有逐步发展起来，他们精准地把握住了中国处于短缺经济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通过强势扩张，纷纷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时代在不断变幻，曾经在中国商业发展中处于引领地位的很多企业和企业家，如今已不再风光。然而，84 派那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以及所采取的做法，为之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
幸运92：现代企业试水者
1992 年 1 月 18 日，邓小平进行了第二次南巡。在拱北口岸的粤海大厦那最高处的旋转餐厅里，他讲道：“如果谁反对改革，那就让他去睡觉好了。”
当时，“倒爷”纷纷聚集，经济呈现过热态势，物价失去控制，全民都在经商，这样的大背景让所有人都感到犹豫和不安。大家心中疑惑，经济特区以及改革开放是不是要被“收一收”呢？而邓小平的话给经济特区，甚至给全国都带来了一颗安定人心的药丸。
在徘徊不前的十字路口处，邓小平喊出了继续前进的号令。
邓小平进行了第二次南方讲话，在这一影响下，毕业于武大的陈东升，于这一年离开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下辖的《管理世界》杂志社。他舍弃了那份享受副局级待遇的工作，毅然投身到商海之中。
那一年，有很多人如同 84 派一样从体制内出来。其中，和陈东升一样的人相当多。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1992 年全国至少有 10 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陈东升将自己和这一批人称为“92派”。
陈东升下海后在多个赛道展开了快速布局。1993 年，他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股份拍卖公司中国嘉德。1994 年，他与弟弟陈平一同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物流和快递企业之一宅急送。1996 年，他创立了泰康保险，正式迈入了保险业。
陈东升创办嘉德半年后，他的湖北老乡且是大学同学的毛振华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辞职了。毛振华决定从事信用评估工作，他希望能创建中国第一家类似标准普尔和穆迪那样的评级机构，于是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郭广昌刚满 25 岁，他和同学梁信军一起注册了公司，开始做起咨询生意。多年后，当谈到当初下海创业时，郭广昌表示：1992 年市场改革之后，从创业到现在，感受是既忙碌又辛苦，但就如同有一团火焰在燃烧，让人感觉很痛快。
92派的成功离不开政策大环境改变造就的历史机遇。
1992 年，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出台，分别是《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10 月份，“市场经济”被写入了党章。在政策的引领之下，现代公司制度逐步得以建立。这一年，成为了中国公司的起始之年。
这一系列新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多年之后，陈东升依然对此记忆犹新。那两个文件出台之后，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就如同当年学习毛主席红宝书时一样，一直揣在自己的皮兜里。
在 2016 年的一次对话里，陈东升回忆道。他说光明日报的报纸，当时他敢吹牛说自己其实看不懂。像企业的分拆、关闭这类事情，他当时稀里糊涂的。所以嘉德拍卖完全是抄上去的，他自己都没搞懂就抄了，抄完就报。这也就是“92 派”被称为现代企业试水者的原因。
政府工作背景发挥了作用，92 派具备从大格局切入的“大视野”，同时也拥有推动改革不断前进的动力和实力。
动力意味着他们能够最先摸清改革政策的走向。实力指的是过去工作所累积下来的资源。凭借这些，他们一旦下海，就能够切入具有一定门槛、属于“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房地产。
1988 年，海南脱离广东后自主建省。此后，数十万人奔赴海南寻求发展机会。海南的房地产业开始进入疯狂扩张的阶段。当时海南岛上的人口不过百万，然而房地产公司的数量却高达 2 万多家。于是，王功权、冯仑等六位年轻人，有的从机关单位离职，有的从体制内的铁饭碗岗位离开，还有的刚刚大学毕业，他们用 3 万块钱创立了公司，并投身于“炒房”的行列。1992年时，他们各自都已经通过炒房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三年后，职位差别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引发了显著的管理问题。六个人都宣称自己说了算，结果却谁也不能真正做主。员工们被迫选择站边，使得组织的运行效率变得很低。这样的情况最终导致分手成为一种必然。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恰好帮助他们在海南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得以安全撤离，之后他们转身来到北京，继续踏上了创业之路。
分手后，万通六君子实现了各自的精彩。
2017 年再次相聚时，冯仑、潘石屹、易小迪依旧是地产界的大鳄。王启富把海帝木业打造成为了中国木地板业的知名品牌。王功权加入鼎晖投资，正在投资着多家最终会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刘军是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过着较为低调的生活。
经济学家管友清认为，90 年代初期，房地产迎来了一次发展机遇。然而，后来却酿成了一轮较为惨烈的资产泡沫。经历过那一轮洗礼的企业家，无论是 84 派还是 92 派，都对金融风险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84 派、92 派之后，有更年轻的一批企业家逐渐成长起来。他们和前辈们不一样，他们能够腾飞所依靠的基础是一个新兴的事物，这个事物就是互联网。
科技浪潮造就阳光富豪
后面接着写着：“向前 1500 米！”
一年前，中国借助一条 64K 的国际专线，实现了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开端，一个全新的时代自此拉开了帷幕。
瀛海威在那个时候是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里去淘金的典型代表。然而，很遗憾的是，它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
在瀛海威之后，有更多的企业陆续成立。这些企业抓住了 20 世纪末的互联网浪潮，一同推动了中国互联网产业从原本的一无所有发展到有，从原本的小众范围拓展到大众领域，从原本的荒凉景象转变为繁华景象。同时，这些企业自身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中关村是这一浪潮中的地标。
科研学者们纷纷涌向这个方圆一公里的地方。海归派们也纷纷涌向这里。高校毕业生们同样纷纷涌向此地。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地，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电子一条街，接着又成为了开发试验区。
联想和金山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清华的留美博士张朝阳在这个地方创立了搜狐。在马云还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之前，苏启强已经邀请了连邦软件的加盟商王峻涛来到中关村，并且搭建起了电子商务网站 8848。
知识青年走进了中关村的电子商场，下岗职工也走进了中关村的电子商场，进城农民走进了中关村的电子商场，落魄市民走进了中关村的电子商场。他们分别站在一个个柜台后，有的招待着来买配件的人，有的招待着攒电脑的人，有的招待着装系统的人。他们都梦想着能像爱国者总裁冯军一样，从干“攒机”生意的小商贩成长为下一个知名品牌的总裁。
曾经人潮汹涌的中关村电子卖场
创业热情高涨，电子卖场人潮汹涌，这使得中关村成为“中国硅谷”的梦想似乎更近了。1999 年，中关村不再仅仅是一个“试验区”，它已然成为了受国家重视和支持的科技园。
在这一时期，马云从北京返回杭州，用 50 万元人民币创建了阿里巴巴。马化腾与同学张志东一同在深圳创立了腾讯。李彦宏携带在海外融得的第一笔 120 万美元风险投资，在北京创立了百度。
如今，创投领域在中国经济中是非常活跃的部分之一。在这样的创投环境里，除了初代的互联网巨头 BAT 之外，还有更多的新兴公司不断地涌现出来。
第二波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红利被抓住，TMD 正在缔造新的传奇故事。程维从阿里离职后创立了滴滴，从无到有发展成为独角兽，仅用 7 年时间就改变了中国几代人的出行习惯。连续创业者张一鸣凭借字节跳动旗下的今日头条、抖音等十多个产品，在中国获得了超过 15 亿的月活数量。王兴曾是人人网、饭否网的创始人，他花费九年时间，把美团打造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半年餐饮外卖业务交易额高达 931 亿元。
中国的硬科技实力在几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努力推动下走向世界前沿，且这是在面向普通人的消费互联网之外的情况。
2017 年，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宣告在年底将正式确定 5nm 刻蚀机。刻蚀机是制造芯片的必要设备，需知中国多数半导体公司仅具备生产 40nm 和 28nm 规格的技术养殖鹌鹑骗局，与世界上最高规格的 10nm 半导体技术相差三代，所以中国所需的芯片一直以来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中微的 5nm 刻蚀机出现了。这表明中国具备了自己制造芯片的能力。并且，中国还实现了弯道超车，成为当下世界的最高规格。走在半导体技术前沿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外企垄断的机会。
中微公司背后的支撑者是一位老人，他出生于四十年代，名叫尹志尧。他曾在硅谷工作 20 年，个人在半导体行业拥有众多专利，其中有 86 项美国专利和 200 多项各国专利，他被赞誉为“硅谷最有成就的华人之一”。在归国之前，他已担任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百亿公司——应用材料的副总裁，以及等离子体刻蚀事业群总经理。
尹志尧在六十岁时决定回国创办中微半导体，他依靠自身的力量引领中国实现“破局”。并且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由于中微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国商业部在 2015 年取消了对中国的出口控制，2018 年在美国半导体产业市场分析公司 VLSI Research 对全球半导体设备公司客户满意度的评比中，中微位居全球第三。
在即将开启的 5G 时代，中国在标准制定方面占据优势。中国在技术专利方面占据优势。中国在基站建设方面占据优势。中国在设备开发方面占据优势。
德国专利数据公司 IPlytics 发布了最新 5G 专利报告。截至 2019 年 3 月，中国企业申请的 5G 通讯系统 SEPs（标准必要专利）件数占全球的比例为 34.02%，在这方面位居第一。其中，华为以 15.05%的占比成为世界 5G 专利的龙头。此外，中兴通讯和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也进入了全球前十名。
《华尔街日报》曾对华为的领先地位作出评价，称华为在 5G 领域的影响力，和前几代无线网络时代中国公司的影响力相比，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同样的，中国人工智能的探索也已经实现世界领先水平。
2018 年时，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在全球占比达 37%，领先于美国和日本，是全球在人工智能专利方面最领先的国家。2013 年到 2018 年上半年期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累计融资金额在全球占比为 60%，比美国的 29%要高，在世界上排名居首。李彦宏曾属于 99 派，如今他仍在引领着“All in AI”的百度，促使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得以进一步探索与渗透。
前辈陈东升认为，互联网企业家们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引入了创始人制度、估值制度以及融资制度。
海归派的伟大之处体现在哪里呢？他们比我们更进步，原因在于他们有创始人。而我们可能只是有一个价值一千万的想法，从最初的五万块钱一下子变成了一千万，在分配时，对方拿 200 万却占 20%，我们还剩 80%；而我们出 5 万块钱却占 80%。海归派对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引入了创始人制度，另外还有团队的期权制度。后来看到马云和张朝阳后，我心想如果我创建三个企业，是不是当时自己可以不出钱，只需出个想法，就能占 30%或 40%呢？当然，这是无法追溯历史的。
创投制度与世界接轨，为科技新贵们提供了凭借自身聪明才智开拓局面、迈向成功的可能。他们在互联网和科技浪潮中遨游，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了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
如今，创投制度日益完善。它在不断催生创新的发展，也在催生创业的发展。它甚至将资本输出到海外，将模式输出到海外，以获取更大市场的红利。
越来越多的企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它们之前没有可参照的样本与案例，面临着挑战，承受着压力，同时也拥有着机会。
这一代与前辈们相比，是真正站在世界领先水平的。时代的脚步在不断前行，他们正把中国带向更广阔的地方，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也会随着时代的浪花而迎来更大的机遇和更丰富的选择。
70 年的发展给无数企业造就了成长的舞台，给无数人创造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回顾历史，能够感受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并非仅仅是一句由领导人提出、由媒体宣传的口号。它蕴含着一个国家所经历的波折与传奇，蕴含着一批企业寻求突破所努力的方向，也蕴含着新一代人掘金致富的机遇。
吴晓波曾写下“瞭望未来，洪波涌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新的征途已经开始，而在涌动的历史洪流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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