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教授解读花森安治笔下战后日本与国民心理
在下文里，东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对花森安治所记录的战后日本的生活以及国民心理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分析。
下文获得出版社的授权，从《病入股肱》中摘录而来，作者是[日]加藤阳子，译者是贺申杰，该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2023 年 11 月出版。
脚下的废墟才是最残酷的战场：
花森安治笔下的战后日本
1968 年 8 月，《生活记事本》（也就是《生活手帖》）杂志发行了特辑《战争生活的记录》塞班岛生孩子骗局，此特辑获得了极大的舆论反响。因为该特辑很受欢迎，所以在第二年就被出版成了单行本。本章的目的是先通读《战争生活的记录》，然后解读花森安治在全书开篇所撰写的散文诗《战场》。战争期间，日军把中国大陆、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屿都变成了战场。到了战争末期，盟军为了削弱日本的抵抗意志，把攻击目标对准了日本本土的城市或是农村的居民，展开了一系列空袭。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本土的妇女和儿童也不得不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
花森安治出生于 1911 年，于 1978 年离世。他担任了《生活手帖》（暮しの手帖，也就是本文译文中的《生活记事本》）杂志的首任总编辑。在 1948 年，他为了构建一个不再有战争且珍视日常生活的社会，创办了《生活手帖》杂志。花森在担任总编的三十年里，经手了一百五十二期杂志。他在撰稿方面发挥才华，在插画领域展现能力，在设计上有出色表现，在装帧等诸多领域也都发挥了自己的才华。他因此被誉为日本“新生活美学”的鼻祖。
《战争生活的记录》的封面上绘有一本记事本和一枝玫瑰花。那本记事本是皮革质地的，处于封面的正中间，其大小比军队用的记事本稍小一些。记事本左侧的部分有烧焦的迹象，周围还散落着一些未烧尽的纸张碎屑。而在记事本上，有一枝带着清晨露水的深红色玫瑰花。当提起具有哀悼战争死难者意义的花卉时，想必大家首先会想到虞美人。在欧洲，每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的纪念日时，参加纪念仪式的那些人都会在胸前佩戴虞美人。欧洲有这样一个传统，对于这个传统，花森安治肯定是清楚明白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笔者推测花森编纂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悼念战争。红玫瑰的花语包含着纯洁以及奉献真心。花森或许是希望通过本书，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充满爱的话语，即抱着真挚的情感，珍视自己的记忆与记录，并且将其传达给下一代人。
1968年《生活手帖》特辑《战争生活的记录》封面。
花森在开篇所写的散文诗《战场》印证了这一点。书开篇以双联页方式印刷了 12 幅历史照片，这些照片反映自 1945 年 3 月 10 日东京大轰炸至 8 月 15 日玉音放送为止。散文诗《战场》印刷在这些历史照片之上。“‘战场’在海的另一边，遥远且似乎永远无法企及。”花森在诗里描写了东京大轰炸次日清晨的凄惨景象，他说眼前的风景仅仅是单纯的“废墟”，而不是“战场”。并且没有人会把昨夜死去的人称作“战死者”。之后，有着异常执念于数值的花森罗列了这样一系列数字：从三月十日凌晨零点八分一直到二时三十七分，在这一百四十九分钟当中，有八万八千七百九十三人因轰炸而死亡，还有十一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受伤。这一数字比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死难者还要多。大家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曾经是一个“战场”，并且是本次战争中最为凄惨残酷的“战场”。在散文诗里，花森没有时间去悼念战争，而是直接对把民众幸福生活的城镇变成战场的日美两国政府发起了控诉。
《战争生活的记录》于 1968 年 8 月作为《生活记事本》杂志第 96 期的特辑刊行。在出版之前，曾在报纸上公开征集关于战争时代的回忆文章。花森一共收到了 1736 篇投稿。他从这些投稿中精选了一部分放进书中。书中收集的关于战争生活的回忆和记录，都是广大民众的心声。出版后，第一刷的 80 万册立刻售罄。杂志社随即增印了 10 万册。翌年 8 月 15 日，推出了典藏版。那本书在出版时，确实细心地考虑了动荡的时代背景。出版之时，日本国内针对明治百年纪念典礼的反对运动正处于高涨状态，大学纷争也在逐渐走向激化；在国际上，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之中，并且越战特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日美两国正在就冲绳回归问题进行谈判。为何花森要在这样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进行选择呢？他收集总结了 1944 年马里亚纳海战大败之后，民众对于每况愈下的战时日常生活、空袭以及集团疏开的回忆和记录。花森认为，如果把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城市称作“废墟”或者“焦土”，那么关于战争的记忆就会逐渐变得模糊，他对此抱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他强调这座脚下的城市是“本次战争中最为凄惨残酷的‘战场’”。如今日本大众已接受这种战场意识，而在 1968 年这种意识很薄弱。
2010 年 8 月 14 日，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空袭事件里，有受伤的受害者，也有失去亲人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组建了全国空袭受害者联络协会。在此之前，官方对于民间的战争受害问题所持的态度是，“战争中的损失，必须由全体国民平等承担”。基于此，政府没有给予空袭受害者任何的救济与支援。1952 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政府开始依据国家赔偿理念，向旧军人、军属以及战死军人家属发放了总额约 50 兆日元的恩给和年金。此后，有不少人开始对“由全体国民平等承担战争损失”的官方态度是否真的公平产生质疑，空袭受害问题很快就受到了舆论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空袭受害者联络协会一直努力与重庆大轰炸中遭受日军空袭的中国受害者组织展开合作，从加害者和受害者这两方面来突出日本官方态度的不公平性，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求国家对战争受害民众给予赔偿。
《战争生活的记录》内页。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等这些历次大战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在日本人的脑海中植入了这样一种认知：战争好像是大海那一边军人们所从事的事情。吉田健一在《欧洲的人们》（讲谈社文芸文库）这本书里，针对欧洲人意识里战争的残酷性进行了如下的描述：
一旦决定对外宣战，敌军在任何时刻都有出现在自家门前的可能，所以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并且，这份心理准备当中包含着祖国以及本国文明随时都有可能走向灭亡的觉悟。
日本到中日全面战争为止所经历的历次对外战争，其战场都在海外很远的地方，这与吉田健一所描述的欧洲战争是不同的。然而到了 1944 年 7 月 7 日塞班岛沦陷之时，日本本土进入了美军远程轰炸机 B29 的作战半径范围。敌机从自家上空飞过这件事塞班岛生孩子骗局，逐渐变得习以为常。日本人不得不做好国家和文明将会走向毁灭的心理准备。花森把受到轰炸的日本城市称作“本次战争中最为凄惨残酷的‘战场’”，这一认识是正确的。美军对日本城市进行夜间战略轰炸，让非战斗人员处于水深火热的凄惨状况中。美军为使日本人丧失抵抗意志，对日本各大城市轮番实施燃烧弹轰炸。这种作战方式在心理战以及被害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开创了一种新的局面。花森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战争中，美国提出发动侵略战争属于犯罪行为，即战争违法观念。同时，战争领导人需为战争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领导人责任观念。美国试图将这两点规范为新的战争犯罪概念。在此情形下，军部担忧一旦战败，不但战争领导人会受到制裁，国体也会面临变革。在这种恐惧的心态影响下，军部开始试图绑架国民，让国民也卷入绝望的战争之中。美军进行连番无差别轰炸。日本民众意识到日军无力防御美军对本土的攻击。原本顺从的国民心中产生了对军部的不满。他们开始期待天皇能站在军部的对立面。对日本国民而言，原先那种本国军队在决定性战役中击溃敌军主力，在军事层面使敌军主力失去战斗力并以此宣告战争结束的美好的古典战争模式不再存在了。
美国方面为使日本民众承受的痛苦绝对值达到最大，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在东京大轰炸中损失惨重的地区与关东大地震中发生大火灾的地区几乎完全一致，这绝不是偶然现象。美军在轰炸东京之前，对关东大地震的受灾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且专门针对日式房屋制定出能够产生更佳延烧效果的燃烧弹。美军第 20 航空队第 21 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官是柯蒂斯·李梅，他指挥了东京大轰炸。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后来在越战中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当时他隶属于李梅。麦克纳马拉借助一系列数学手段进行分析，成功提高了轰炸的效率。这体现了太平洋战争末期空袭与后来越战的一个关联之处。
《战争生活的记录》内页。
堕落至饿鬼道的日本国民
花森以另一种视角来观察这场残酷的现代战争所导致的惨祸。在《战争生活的记录》所收录的文章里，最能让读者触目惊心的或许就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状况下，民众彼此争夺食物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中，有的是 1968 年投稿人对战争末期学童疏散的回忆，有的是战时所写下的生活记录。胜矢武男是后者的代表，他在《日日之歌》里，凭借出色的彩色铅笔画以及简洁的感言，对战时生活进行了记录。其中有缝制防空头巾的妇人，有捣糙米的孩童，还有配给品以及发放给疏开学童的慰问品等。战后，胜矢是一位颇具知名度的作家，出版过《太平洋物语》《魔海的悲剧》等面向少年读者的小说。
在食用油配给相关部分，胜矢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食用油的配给实行分段制。对于三口之家，会发放四合油；对于七口之家，发放六合油；对于八口及以上的家庭，发放一升油。我们家一共有七口人，所以只能领到六合油。（中略）在街道后面的某一户人家，他们家比我们家多了一个八十多岁、吃不了多少东西的老太太，但按照人头数计算，他们家就能够领到一升油。”我们家孩子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哪怕能多给我们一些油就好了。只因少了一口人，我们就只能拿到六合油，这差不多比八口之家的油少了整整一半。当时有 5 个孩子的胜矢看着“街后面某人家”的眼神，既殷切又赤裸裸。与其说是羡慕嫉妒，不如说是强烈的不满与愤怒。人们对发动战争的政府以及持续绝望抵抗的军部感到愤怒，这种愤怒被发泄到了身边无辜且无力的一般人身上。
东京都的梅野美智子回忆称，同样的情况在孩子们当中也会发生。在战争末期，当时正读国民学校三年级的梅野被集体疏散到了大阪府南河内郡的神社里。那时疏散的学生们每顿饭吃的都是大豆饭和高粱饭，结果有些学生因消化不良而开始拉肚子。跟班的老师担忧学生们患的是痢疾，于是让拉肚子的学生主动汇报。若发现朋友拉肚子，也要及时告知老师。但之后出现了许多颠倒主次的情况。为了能生存下去，孩子们开始相互算计。因为老师们会暂时不让拉肚子的孩子吃大豆饭和高粱饭，而是让他们喝稀粥。这样一来，其他孩子能分到的饭就会多一些。但仅靠喝粥无法填饱肚子，为了能继续吃饭，拉肚子的孩子会谎称自己没病。而周围的同学会躲在厕所旁边偷听，一旦察觉到有拉肚子的动静，就会立刻去找老师打小报告，这样自己能分到的饭就会多一些。在未满 10 岁的孩子当中，这种“社会”现象也出现了。
《战争生活的记录》内页。
当时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大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孩子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并且，有时大人和孩子之间也会爆发“内战”。熊本县的山下隆男在回忆兵库县柏原町（现丹波市）的集团疏开生活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很多家长给被疏开的自家孩子送去了饱含爱意的慰问食品。老师们收到家长送来的慰问品后，向家长保证会公平分配给孩子们，可却私自没收了。学生们等了很久都没等到慰问品发放。之后学生通过墙上广播线穿过的小洞观察老师的举动，发现老师们每天夜里都在偷吃家长送来的炼乳罐头。对此山下评论道：“自己经由这件事看到了在生理接近极限的情形下，人类社会的各类伦理道德观念到底是何等的脆弱。”实际上，依据战后被美军接收的、尚未来得及烧毁的特高警察史料来看，这样的丑恶现象在日本全国都可以说是到处都是。
国家绝对不可以发动这种会使全体国民陷入悲惨境地的战争。在发动战争的过程中，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国内的大米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从殖民地进口。此外，开战前日方已进行估算。若要维持对美战争，需在本土和南方产油地带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上维持至少 200 万吨的石油运力。然而，军部最终在仅保有 60 万吨石油运力的情况下，贸然对美开战。之后，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日本国民陷入饥饿之中并苦苦挣扎。在此情况下，日本不得不尽早宣布投降。从这个角度去看，饥饿能够被称作“本次战争里最为凄惨且残酷的‘战场’”。人口数量、粮食保有量以及燃料保有量这三者的平衡要是被打破了，那地狱般的景象就会在人间呈现出来。不管政治体制发生怎样的变化，也不管科学技术取得怎样的进步，这一定律都不会有改变。2011 年地震、海啸以及核电站事故时的那种景象也对这一点进行了印证。这也是花森将本土称为“凄惨战场”的原因之一。
《战争生活的记录》内页。
电影导演伊丹万作，即伊丹十三的父亲，在离世半年前创作了一篇短文，其题目为《战争责任者的问题》，该短文发表于《映画春秋》1946 年 8 月号。他曾表示，有许多人感慨此次战争中国民都被政府和军人所欺骗，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无论怎样，仅仅凭借几个人的智慧是无法欺骗一亿人的。他在文中把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发出的“恶意”予以暴露。
在整个战争期间，谁是最为直接且持续地压迫折磨我们的人呢？思考这个问题时，大部分人脑海中最先浮现的脸，或许是自家附近的小商贩，或许是邻组长、町会长，或许是郊外的农民，或许是区政府、邮局、配给部门里的芝麻官、雇员、劳动者，又或许是学校的老师。总之，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且较为熟悉的人。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身患重病、即将离世的伊丹对辩称在战争中“被欺骗了”的民众态度冷淡。他表示：日本国民心安理得地辩称在战争中自己“被骗了”，恐怕将来仍会多次被骗，甚至不用等到将来，眼下他们或许已落入了某个骗局之中。伊丹撰写这篇短文时 46 岁，战争中堕落放荡的日本人形象给伊丹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后，日本人以“我们被骗了”为旗号。他们企图淡化这段历史记忆，还企图篡改这段历史记忆。这种行为想必是伊丹不愿意看到的。与此类似，花森在 1968 年收集整理了妇女儿童关于“战场”的回忆记录。他将这些记录呈现在国民面前时，内心深处的情感并非仅仅是对美国或日本为政者的愤怒。他更迫切地感受到，有必要唤醒人们对战时纷纷堕落至饿鬼道的日本国民形象的记忆。只有秉持这样的精神和觉悟，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战。
作者/加藤阳子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