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登·巴克|美国退伍老兵：“难道我们打击‘基地’组织的努力白费了吗？”

【文/布兰登·巴克，译/观察者网郭瀚】

叙利亚阿萨德独裁政权在旷日持久的内战后迅速崩溃，引发了一系列反应。其中一份慎重的声明称：“希望权力过渡进程能够以符合叙利亚人民意愿的方式进行，为建立独立的[……]政府铺平道路。”

另一种更感性的观点是：“一个残暴独裁者的倒台是如此罕见，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庆祝它，并向那些让这一切发生的人致敬。”

这场战争创造了如此怪异且截然不同的起点，阿富汗塔利班发表的第一份声明和美国新保守派比尔·克里斯托尔发表的第二份声明就反映了这一点。克里斯托尔没有提到，“促成这一切”的人还包括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敌人，特别是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的新执政当局HTS。 ），美国政府指定的恐怖组织，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多年来一直警告说，在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过程中，美国与“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敌人串通一气。美国国内对阿萨德政权倒台及事态发展的两极分化，再次反映出美国精英与民众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以及对美国在世界角色的不同看法。

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叙利亚内战的道德复杂性，在无视历史的真空中描述最新事态发展。美国外交的批评者，尤其是退伍军人，对叙利亚局势的发展表示怀疑甚至警惕。

其中，候任副总统（也是伊拉克战争老兵）参议员JD万斯指出：“许多‘叛乱’成员来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分支，人们当然希望他们克制一下。”时间可以证明。”

目前在叙利亚掌权的“沙姆解放组织”是“基地”恐怖组织的一个分支网络。

这种叙事理解上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公众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实施机构的信心。

美国政府官方回应以及克里斯托尔等评论家的核心观点一直是夸大阿萨德政权垮台的变革性后果，淡化导致这一结果的“同床异梦”和相互矛盾的地缘政治。克里斯托以其典型的新保守主义风格，歪曲了马丁·路德·金的民权名言，完全无视历史，并将事态描绘成“道德宇宙的弧线转向正义”的例子。

同样，虽然克里斯托尔没有提及反阿萨德联盟的圣战分子，但他仍然将他们的努力国际化，赞扬“乌克兰人和以色列人”。在克里斯托尔看来，这些外国合作伙伴“在过去几年中帮助改变了（道德）弧线”。

克里斯托尔并不认为叙利亚新的政治现实充满危险，需要与之保持距离，但他声称“美国在叙利亚拥有重要的国家利益”，包括“建立一个不相互勾结的和平叙利亚政府”与恐怖分子。”将增强美国的地区利益”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和真主党”。

他没有向读者展示“地区利益”如何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协调。相反，克里斯托尔将当选总统特朗普关于不干预叙利亚的言论描述为“愚蠢”。

在华盛顿，从“蹩脚”总统拜登到参议员蒂姆凯恩等国会议员都表示愿意与叙利亚新的圣战政府合作。凯恩参议员表示，他对美国与对方合作“没有问题”，但需要看到“该组织的实际表现”。

尽管华盛顿官员似乎没有克里斯托尔等学者那么乐观，但他们表示，没有计划撤出目前驻扎在叙利亚东部的美军。据《政治》杂志报道，华盛顿“正在大张旗鼓地研究是否、如何以及何时将沙姆解放组织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

相反，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批评者警告说，正如他们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所做的那样，进一步卷入这场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全球反恐战争”中的对手结盟，并使美国陷入困境。另一个世界。陷入泥潭的巨大风险。智囊团和华盛顿政治家可能渴望翻过这一页并转向他们喜欢的叙述，但此类干预主义政策的直接受害者仍然记忆犹新。

美国关心退伍军人组织关于叙利亚事态发展的声明证实了美国存在截然不同的叙事框架。

美国仍有约900名士兵驻扎在叙利亚。图为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一处油井旁停着一辆美军军车。

他们没有将阿萨德的倒台置于非历史背景中，而是将这场危机视为另一场潜在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开始，并强调“美国人民非常清楚政权更迭如何会导致不安全”。该协会的立场呼应了美国民众此前达成的美国不应干预叙利亚危机的共识。他们认为，拜登总统有关阿萨德下台的言论表明他有可能“重蹈过去的错误” ”。

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参谋长弗雷德·弗莱茨也从历史角度看待叙利亚局势发展，提醒美国应保持克制。他认为，沙姆解放组织的意识形态包袱和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意味着“拜登政府开始干预这场危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在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回音室之外，沙姆解放组织的基地组织根源和对外国圣战分子的依赖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华盛顿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公共政策顾问丹·考德威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萨拉菲派欢呼雀跃，这很奇怪（但很能说明问题）。

这种转变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未能从多次失败的政权更迭实验中吸取教训，或者正在愤世嫉俗地从关注旧冲突转向服务新的地缘政治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击败圣战主义的目标已经过时；挫败伊朗的地区野心是当务之急。他们急于与宿敌结盟并转向新的优先事项，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机构与公众脱节的又一个例子。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选择与可恨团体或前敌人合作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并肩作战，对抗二十年前它派出远征军试图击败的国家。

然而，这种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基于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现实与叙利亚圣战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尽管阿萨德政权一再滥用权力，但并未对美国或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阿萨德的装甲纵队不可能攻击西欧国家。他们没有能够轰炸珍珠港的航母编队。就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而言，不存在需要美国参与此类“魔鬼交易”的重大安全担忧。

如果要制定未来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就必须避免将过去的外交遗产埋葬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对中东的介入，美国人民没有忘记“全球反恐战争”的遗产，仍然反对进一步介入中东局势。

美国决策者应该小心，以免在试图向国外输出民主时无意中在国内重燃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