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非主流的“工具人”或加剧特朗普2.0“回音壁效应”
自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特朗普迅速提名了一大批新政府高级成员。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当选后的选人用人特征发生了显着变化。他特别看重他们对自己的绝对忠诚以及与他的政策理念的高度一致。这几乎是对他第一任用人理念的“反应”。 。
特朗普2.0的选择:忠诚、非主流、偏爱商界精英
特朗普此次选人用人主要有以下共同特点。
首先,他们看重下属的绝对忠诚,提名大量“特朗普派”(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缩写)亲信,从而将共和党建制派彻底边缘化。特朗普刚当选时,他还是一个政治新手。他缺乏自己的执政团队,不得不任命大量共和党建制派人士担任高级官员。此次当选后,特朗普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他几乎抛弃了共和党建制,任命了一大批与他政治理念相似的MAGA人士,如副总统万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国土安全部长等。诺姆、情报总监加巴德、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常驻联合国代表斯特凡尼克、环保部长泽尔丁等蓬佩奥、黑利等“忠诚不绝对”的首任高级政客被抛弃。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卢比奥,尽管是建制派成员,但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其次,提名速度快,安全高级官员先提名,金融高级官员后提名。与第一任期人事任命严重滞后相比,特朗普此次确认内阁人选的速度惊人,比2016年提前了一个月左右。国防、司法、情报和移民部门首先完成提名,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等财政团队高级官员的提名落后。这或许表明,特朗普团队内部在经贸政策上仍存在一定分歧,华尔街与“特朗普派”在对外关税等重大金融问题上仍存在矛盾。
三是青少年、非主流、“工具人”特征突出。目前,特朗普提名的高官中,不少是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如副总统、国防部长、情报总监、“政府效能部”负责人拉马斯瓦米(另一位)等。负责人是马斯克)、环境保护部长、白宫副幕僚长米勒、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等。特朗普这次提到的高官,很多都缺乏从政经验,政策观点激进,甚至是充满丑闻。他们与传统政治家更为谨慎的作风截然不同。特朗普任命了大量年轻的非主流政客,或许是因为他不愿意使用成熟的、年长的共和党建制派成员。可以利用的“特朗普派”亲信一般都是年轻、年轻、政治基础浅薄、对特殊政策不感兴趣。特朗普高度依赖和服从,具有明显的“工具人”而非“政客”特征。
第四,继续偏爱白人和商界精英,放弃高级军官。特朗普此次提名的高官大多是白人,这与他第一任期内普遍任命白人相似。白人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群体,选择白人也是对他支持群体的奖励。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启用了大量军事人员和商人担任高级官员。然而,此次提名的高级官员中,根本没有高级军官。相反,低级别的退役军官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表明了特朗普对高级军官的不信任和整顿军队的决心。
目前,特朗普仍然任命了大量商界人士,如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等。不出所料,财政部长一职也由华尔街人士贝桑特担任。特朗普重用商界人士的原因有二:一是商界尤其是华尔街是特朗普获胜的“金融大靠山”,商界人士有担任财务部门负责人的传统;其次,共和党一直是亲商的,有商界背景的人,尤其是特朗普,他与第一任财长姆努钦合作得很好。
听从命令且缺乏政治经验的活动人士可能会强化“回音墙效应”
特朗普挑选忠诚、听话、与自己理念一致的年轻非主流人士,有利于畅通内部协调、提高治理能力。但也存在明显弊端,很可能产生政治“回音壁效应”,从而加剧特朗普上台后的“激进”和“非理性”。
通过内部协调或更顺畅的实施,治理能力有望得到显着提升。由于特朗普使用了一大批与他政治理念相同、忠诚听话的人,拥有一支强大、组织严密的政治团队。此外,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预计特朗普第二任期团队将拥有更加顺畅的内部协调和更好的治理环境。有利的话,治理能力和效率将显着提升,这将与他第一任期间派系林立、决策混乱、内部缺乏协调、编制制约严重的情况明显不同。更重要的是,与第一任期仓促上任后混乱的政府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准备更加完善,政策理念更加成熟。目前,其顾问团队已经起草了大量政策文件,等待特朗普上任后迅速实施。
这表明了其推广MAGA理念的决心和信心。目前,特朗普在人事任命时只考虑忠诚度,很少考虑提名人的专业能力和通过参议院确认的能力。他的“无论如何”风格显而易见。这表明特朗普对自己的政治资源极其自信,也表明了他对建制派和“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不信任和蔑视。特朗普任命一大批反建制“工具”官员,正是他坚决推进施政议程所需要的,包括反对左翼觉醒文化运动、攻击官僚体系、反对全球化、实行“小政府”和“美国化”。 “第一”和“孤立主义”外交理念。
很容易制造“政治回音墙”,加剧特朗普政府的极端非理性。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在美国政坛已经相当激进。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仍然有一些建制派别有政治实力和政治勇气来遏制特朗普的激进主义和非理性。但到了第二任期,特朗普的团队几乎全是逆来顺受、政治经验很少、政策主张较为激进的人。这势必削弱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平衡性和专业性,并很可能产生“政治回声室”效应,从而强化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性和非理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苏留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