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了,才知道谁在穿莆田鞋
福建莆田疫情突然暴发后,球鞋圈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有网友注意到,号称“提供专业鉴别,保证全新正品”的潮流网购社区“豆豆”中的潮鞋大幅涨价,怀疑与疫情管控下“假鞋”、“高仿鞋”长期集中的莆田有关。圈内不少人将莆田与豆豆的关系概括为“豆豆货,莆田货”。
对此回应,得物工作人员称,“得物”是真伪认证平台,卖家分布在全国各地,商家发货前需要通过得物真伪认证,才可以发货。“如果卖家所在地区是疫情管控区,目前可能无法发货。”对此,也有网友不买账:“你别解释了,我懂。”
有关莆田鞋的谣言,不同版本只是数量上有差异,比如“国内市场上10双假鞋,9双都是从这里运来的”、“全球每3双耐克鞋,就有1双是这里的仿制品”等,这些谣言和“莆田附属医院”一样,听起来并不光彩。
疫情重创莆田鞋业,进出口陷入困境、订单流失
另一方面,莆田疫情爆发之初,累计报告28例感染病例的莆田协盛鞋厂成为焦点;同时,疫情突然爆发,以制鞋为支柱产业之一的莆田订单严重丢失,从业人员受到重创。
据央视报道,莆田市现有制鞋企业4200多家,从业人员50多万人,年产值超千亿元,年产量达12.6亿双,占全国产量的9.3%。
一场疫情、两起事件,勾勒出了莆田鞋经济与假冒鞋业的两条轮廓,构成了莆田鞋的两面形象。
与此同时,一个问题浮现:在打假、疫情、产业转移等压力下,莆田鞋还能火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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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莆田,有一座被誉为“鬼市”的商场——安福电商商城。
夜晚的安福电商商城人头攒动、灯火通明。
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带以前是火葬场,改造后,鞋贩们集中在这里;二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独特的交易方式。
白天这里冷清,夜晚却灯火通明,仿鞋生意在夜晚悄然进行,挤满了前来取货的从事仿鞋行业的年轻人,一群人被称为“阿猫”。
在安福电商商城,有完整成熟的仿鞋产业链:快递可改异地发货,上海、香港、美国任意地点均可配送,假鞋相关资料一应俱全。正品运动鞋的包装袋、正规发票、POS机购货单、可刮掉涂层的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从店招上,可以看到“Nev Buylane”和“New Balance”似的字样;或是白天显示“Paniks”的店招,但到了晚上,LED 灯只亮起中间的“Nike”字样;Supreme、Vans、Adidas Yeezy 等,是广告牌上密集出现的字样。
安福电商城附近,是假鞋行业的集散地,白天这里犹如鬼城,店铺紧闭,行人寥寥,但到了深夜,这里却人头攒动,生意红火,被称为假鞋的“鬼市”。
2019年,记者在当地走访时发现,一些门店橱窗里摆放的运动鞋,款式、颜色与正品运动鞋几乎一模一样,但鞋子上却没有任何品牌标识。店主热情而自信地宣传:“这是我们自家工厂生产的,质量绝对不输给其他品牌。”当被问及鞋子是否有“高配版”时,店主警惕起来。
鬼市里的“高仿”指的是印有品牌标识的仿鞋。为了躲避工商局检查,店主不会明目张胆地摆上货架,而是悄悄藏在密室里,只给熟人和老顾客看。不过,互联网提供了便利,微信商家看图、网购平台都是产品选择和交易的新渠道。
在安福电商商城,即便是仿鞋,也有不同档次和价格,而区别大多在于材质上。高品质的仿鞋可以和正品鞋保持一致。究竟是真是假,只有店主和业内人士才能从细节中看出其中的秘密。
在社交媒体上无数的球鞋真伪鉴别视频中,正品面对高端仿品,从颜色的深浅到做工质感,甚至到鞋子内部的标签、防伪扣、鞋盒纸,差别只是一瞬间的事。如果不是事先确定了真伪,就连专门做鉴定的海外博主也未必能分辨出来,只能连连惊叹,“我见过的最假的鞋子。”
“鬼市”的两面性,真伪鉴定证书2元一张
莆田除了拥有高品质的仿品外,对新品的仿品反应也超快。
莆田高端仿鞋商家陈先生曾透露,只要有大品牌推出新品,几周后在莆田市场上就能买到一双高端仿鞋。
他们的做法通常是购买正品鞋子,将其剪开,反向分析材料和做工,然后进行仿制。通常,造假者会购买两双,一双用于剪裁和分析,一双用于对比和调整细节。有趣的是,互联网上许多可以帮助制造商识别正品的图片和视频也使他们更容易进行更正和改进。
这些高端仿鞋价格颇具吸引力。
陈先生透露,一双白色匡威 Chuck Taylor All-Star Hi Off-White 正品官方零售价为 1500 美元(约合人民币 9750 元),而他家的高端仿鞋批发价为 80 美元(约合人民币 520 元),零售价为 140 美元(约合人民币 910 元)。
人们用“猖獗”一词来形容莆田的假鞋游走于道德与法律的边缘,惊讶于其高仿能力,被其高性价比所吸引,给“仿鞋”行业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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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仿鞋
假冒伪劣猖獗的背后是巨大的消费需求。
近年来,球鞋文化在国内兴起,从国际大牌到国内品牌,球鞋炒作不断。莆田高仿鞋在国内也拥有巨大的市场。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莆田仿鞋的市场集中在海外,并持续至今。
整个市场有多大?
2019年,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2013年至2016年,鞋类是查获假冒盗版商品最多的类别。
2019年10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了一批共计14806双假冒耐克鞋,估计价值220万美元,这批货物被装在集装箱内,以“餐巾纸”的名义走私入境美国。
2019年10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了一批14806双假冒耐克鞋,估计价值220万美元。
此外,2018年,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在一桩诉讼中披露,该案被告团伙于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期间向美国走私了38.5万双耐克鞋。
走私是一个复杂的诈骗网络,2019年美国一起假鞋走私诉讼案,揭露了一条灰色操作链条。
这些假鞋被装在故意贴错标签、与实际货物不符的集装箱中走私到美国,但却没有送到名单上列出的企业,而是送到了其他地址。
这些毒品首先被存放在仓库,然后被送到商店。即使被发现,也很难找到直接负责非法生产和销售的人,因为海关申报文件是假的——登记的电话号码是一次性电话(注:一种廉价的预付费手机,可以避免将电话号码与个人的任何纸质记录联系起来),电子邮件账户是用假身份创建的。
精明的进口商会运送与正品几乎相同但没有标志的鞋子,当这些鞋子准备在美国商店上架时,他们会将其作为“非品牌”商品出售或贴上品牌名称。
除了大规模进口、贩卖假鞋的商家外,还有不少个人顾客。
在Twitter、Facebook、Reddit等海外社交媒体上,不难发现商家售卖假冒鞋子的广告。
9月份,Reddit上“Repsneakers”页面的会员数超过46.8万名,显示出人们对买卖大牌时尚鞋高端复制品的浓厚兴趣。
9 月份,Reddit 上的“Repsneakers”页面拥有超过 468,000 名会员,显示出人们对购买和销售大牌运动鞋高端复制品的浓厚兴趣。
借助海淘和国际物流,这些假鞋被放在较小的包裹里单独邮寄,不会引起海关的注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知识产权政策部负责人罗伯特·科皮克曾指出,2018年,有超过6亿个包裹从180个国家和地区运往美国,这意味着监管难度很大。
在中国,2020年11月,上海突击搜查仓库,查获价值1.2亿元的莆田产假冒运动鞋。这起案件还揭露出,一双仿鞋的生产成本在50到80元之间,制假售假存在很大的灰色利润空间。
受到“侵权”的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均对仿冒鞋表达了不满。
阿迪达斯表示,此举“玷污了我们品牌和合作伙伴,以及参与技术创新和设计的员工的声誉。”耐克发言人表示:“我们积极与执法机构和海关合作,保护消费者免于购买质量低劣、不具备消费者所期望的性能优势的假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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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仿鞋是否生来就有“原罪”?
侵犯知识产权、走私等行为暴露了莆田鞋的阴暗面,但高端仿鞋的消费者也声称自己有自己的“正当”理由,认为高端仿鞋的“原罪论”是建立在价格歧视的污名之上的。
作为一名消费者,阿列克斯在自己的博客上为自己辩护,他写道:“对穿着假冒名牌服装的人进行污蔑是阶级歧视。”
在他看来,即使假冒产品做工粗糙,这也更多的是一种审美评价,而非道德评价。随着仿冒品的质量越来越令人信服,“花高价只为获得品牌官方认可真的合理吗?”他问道。
“一副假冒的席琳 (Celine) 太阳镜,我曾怀疑过它们的质量,用了两年半,它们已经磨损严重,但我只支付了原价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并不特别在意,”他分享了自己使用假货的经历。
莆田的假鞋从外观上很难辨别
阿列克斯承认,假货和正品之间可能存在质量差异,但他进一步质疑:“如果两者都是在工业流水线上大规模生产的,那么真假之间有什么区别?”
阿列克斯的不满并非毫无道理。
耐克、阿迪达斯的品牌加工厂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充分利用这里的廉价劳动力,依托就近配套的原材料,大大降低成本。在利润分配上,产业工人处于价值链的底端,只能拿到最低的工资。
据国际消费者联盟此前调查,工厂毛利率仅为2%,人工成本仅为零售价的0.4%,这意味着一双售价600元的耐克鞋,莆田正品OEM鞋厂只能赚12元,工人只能赚2.4元。
耐克中国工厂的工人
单从生产制造上来说,采用同样的材料移联名商的骗局,经过流水线工人加工出来的高端仿鞋,其实和正品鞋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近年来品牌炒作球鞋现象十分盛行,他们通常利用联名限量版,营造惜售抢购的氛围,并借助广告刺激欲望。品牌乐于将正品摆上货架,标上几万的高价,摆在一般人无法触及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来看,品牌自身营造的排他性和价格筛选性也助长了高端仿鞋的兴盛,这也让一些一般消费者很难同情那些侵犯自己知识产权却又利用廉价劳动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品牌企业。
综合比较,高端仿鞋胜在价格低廉,正品胜在设计创新,但设计带来的溢价是否值得,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判断标准不同。
上海警方破获一起假冒名牌运动鞋案,涉案金额达1.2亿余元
“在消费资本主义中,我们被教导,我们所买的东西直接反映了我们在生活中得到(或失去)了多少……但这是一种因无知而产生的营销骗局,其目的只是为了增加品牌银行账户里的钱,”阿列克斯写道。
来自莆田的假鞋商人陈先生,曾留学英国移联名商的骗局,回国后,他毫无顾忌地做起了高品质假鞋的生意。
尽管面临监管突击检查和潜在的诉讼,他仍然能够谋生。他说,支撑他的生活并拖慢他生意的主要因素是一群挑剔的鞋迷。“他们有些是高中生,有些是大学生,这些是我们的主要群体,”陈回答道。
莆田还有一句口号:“让世界都买得起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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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的“鞋路”
美国版《GQ》杂志曾做出这样的评估,如果按照经济价值和知识产权侵权来计算,假冒运动鞋是一个4500亿美元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莆田也分得了一杯羹。
但时至今日,莆田的“鞋路”已不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法律到监管再到大众消费者,更多人已经形成了“打假”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走“高仿”路线已经不再合适,而且是违法的。
莆田之所以误入歧途、陷入“假冒仿制”的道路,是因为莆田人在危机面前做出了短视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莆田接替台湾成为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承接者,制鞋业就是其中之一。依托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加上原材料优势和当地原有的制鞋传统,莆田积累了技术和熟练工人,制鞋业发展迅速,制鞋、皮革企业集中,优势互补,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每年生产鞋类1亿多双,销往30个国家和地区。
福建莆田市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工人生产OEM运动鞋
但90年代中期出现了转折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莆田OEM工厂的订单量大幅萎缩,本来就不高的利润再度缩水。
当地鞋厂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和生存空间,借助OEM工厂的便利获得品牌设计图,还利用低廉的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生产假冒产品,莆田由此走上了“制假”之路。
他们尝到了品牌高附加值带来的更高利润的甜头,随后借助电商、微商再次腾飞,然而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莆田制鞋业却肆无忌惮地转向了假冒伪劣鞋。
莆田市原市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莆田鞋的质量一直很好,但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制造假冒伪劣鞋,莆田一直在严厉打击。此外,莆田加大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业务,致力于推动联合创牌。
相比之下,距离莆田100公里、同样承接台湾制鞋产业的晋江,在品牌创新上走得更快。面对同样的危机,晋江虽然也经历过“仿冒”之路,但最终集中资源走上了“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道路。天时地利人和,晋江成功了。
2016年5月底,福建莆田警方正在捣毁一个销售假冒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鞋的窝点。
如今,在晋江,安踏、特步、鸿星尔克、361度等品牌打响名号,借助国货潮流腾飞,占据了大部分知名国货品牌的市场份额,成为当地经济的有力支撑;而莆田却陷入困境,假鞋被打掉、假鞋工厂被关停,监管部门与从业者打游击战。在晋江如今的强势格局面前,莆田对本土品牌的扶持与投入显得迟了,并未收到成效。
晋江在阳光下,莆田在黑暗中,时代在变化,呈现出差异。对于莆田来说,情况更加糟糕,因为新的风险已经形成。
新一轮产业转移开启,东南亚国家成为有力竞争替代。莆田人工成本上升,劳动力优势下降,转型艰难。加之随着知识产权法规和打假力度加大,制假、售假空间进一步压缩,缺乏成熟、抢眼的本土品牌。更何况,目前疫情突如其来,订单减少、订单退货增多、出货困难等意外风险接踵而至。
莆田鞋的难度极大。
作者 | 石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