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亿的投资骗局,22万人的断崖人生
记者:吴汝佳 实习生:米静、李晓娜
当李璐站在泛亚交易所里环顾四周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投入的钱再也回不来了。
大多数泛亚投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分水岭——某一刻,生命戛然而止,旧有的人生轨迹、未来的理想蓝图不复存在,仿佛走到了悬崖边,没有了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身后的一扇大门迅速而重重地落下,发出一声巨响,这是对过去生活的告别。
2015年7月6日,对于李璐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天,她满怀希望地走进昆明市滇池路的泛亚交易所,目的就是取出自己存入泛亚账户的140万元。
混乱的交易所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有的瘫倒在地,有的背着孩子哭泣,有的推搡泛亚员工,有的跪在云南省金融办工作人员面前,有的眼神空洞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李璐的希望在这喧闹声中被浇灭了,甚至很少有人注意到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伤和不幸,没有人有资格声称自己是最悲惨的。
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灾难。泛亚交易所全名为“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号称是全球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也是中国客户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现货交易所。2011年成立后的四年间,其规模迅速扩张,吸引了至少22万投资者参与,涉及资金超过400亿元。但最终,它被证明只是一场骗局,大部分投资者血本无归。
意外进入
李录是山西太原人,泛亚集团董事长单久良也是山西太原人。或许是出于对老乡的信任,虽然山西距离云南有几千公里,但这里却有庞大的泛亚投资群体。
泛亚危机前,李璐的生活方式是西方的。53岁的她身材和皮肤都很好,在太原经营着一家利润丰厚的服装店,经济上独立于丈夫。她对奢侈品很感兴趣,收藏了很多名牌包和手表。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喜欢精致的东西”。
李璐每年都会出国旅游,但看到移民国外的朋友,她忍不住开玩笑:“你不爱国,拿美国护照干什么?”这玩笑里也有严肃的成分,她坚信在中国,通过个人努力,同样可以积累财富,享受和美国一样好的生活。
相比之下,另一位投资者谭燕的积累之路则是典型工薪阶层的缩影。1989年儿子出生时,夫妻俩身上只有500元存款。“刚好分娩住院押金是500元,如果要交600元,就不够了。”
谭燕今年50岁,在太原一家国有煤炭企业担任文员,有着公众眼中的稳定工作,每月收入两三千元。谭燕的丈夫以前和别人一起做长途运输,但收入不稳定。
拿着普通人勉强糊口的工资,谭燕为人保守而现实,不追求奢侈,梦想着最普通的事——攒钱买房、给儿子娶媳妇。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谭燕从不逛品牌店,穿的衣服都是打折断货的商品。20年来,夫妻俩一共攒了40万,加上卖掉旧房赚来的60万。
100万足够给儿子买一套新房子了,“也完成了一个母亲的使命。”谭燕心想。
与外界的偏见相反,泛亚的大多数投资者在过去的理财经历中都极其谨慎。虽然也不乏用信用卡投资泛亚赚取息差的案例,但吸引大量投资者的不仅仅是13.68%的年化收益率,还有泛亚对资金自由流通的承诺以及当地政府背书带来的安全保障。正如泛亚宣传网站所说——“适合人群:风险偏好较低、资产管理时间有限、希望获得稳定收益的投资者。”
谭燕的理财之路可谓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位生性胆小的女人冒过的最大风险,是在2007年,她投入5万元炒基金。几天后,她看到下跌趋势,慌忙套现,亏了一万多元。“我当时就发誓,以后再也不干有风险的工作了。”
此后,谭燕只把家里的钱存入银行账户。直到2013年5月,她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泛亚。太原泛亚授权服务机构的销售人员热情地邀请她去上了几堂课。“上千人,会场爆满。好像什么手续都有,政府的印章那么大,感觉挺正规的。这牌子那么大,怎么会是陷阱呢?”
一开始,胆小的谭燕只存入2万元,确定资金可以随意提取后,看着利息一天天进来,才把即将到期的银行存款逐笔转入泛亚账户。当月3000元工资一到手,她就先转入2500元,只留下500元作为每月的开销。“多存一天,多付一天利息,就是这个心态。”
2015年2月,谭燕还将卖房所得的60万元存入泛亚账户。
李璐是在银行接触泛亚的。泛亚的营销渠道很广,与多家银行签订了《联合营销协议》。不少投资者反映,泛亚工作人员曾进入银行营业厅发放宣传资料、办理开户手续。
李璐也认为自己在理财方面比较胆怯,“有人给我推荐了一家年化收益率18%的小贷公司,但我没敢做。”
但泛亚的销售人员说服了她,“他给我看了官方文件,我就相信了他们所说的政府监督。”李璐先往泛亚的账户里存了70万元。
很久以后,当上述这些人聚在一起商讨如何找回财富的时候,他们也回过头来思考是什么让他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们在自己准备的诉求材料中总结道:政府官方文件的支持+官方媒体的宣传+行业领袖的表扬+国有银行的销售。
碰撞
2015年春节过后,石功总觉得没有安全感。36岁的石功受过良好教育,头脑清晰。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太原打工。“有段时间,我三天两头吃一袋泡面、两个馒头骗局 表情包,有段时间,我露宿街头。有时候,因为我不是太原人,晚上都不知道住哪儿。”最后,他做起了房地产生意,积累了令人羡慕的财富。
多年来,施恭保持着每年春节后审视自己资产配置的习惯。“我的资产在泛亚的占比太高了,我不太明白”,他坦言。
他的泛亚账户里有550万。“我这个阶层的人为什么会加入泛亚?因为从2012年到现在,什么事都不顺利,风险很大,亏损很多。所以我们想找一个非投资性的、安全的渠道,保护胜利的果实。一开始我们做银行理财,但利率很低,生活成本又那么高。”
2014年6月,施功经朋友介绍,了解到泛亚。13.68%的年化收益率,在施功看来,并不算离谱。“社会上一半的理财骗子,多是用利益诱惑你,给你20%、30%、40%。泛亚不是这样,它给理财产品的额度很高,对于我们商人、投资者来说,这个额度不算高。”他再次强调:“一点都不高。”
尽管如此,这位谨慎的男子还是向银行的朋友咨询,朋友告诉他,13.68%已经快是理财的上限了,“有点粗糙,要多注意。”朋友说道。
“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负面报道,就立即撤回,”施恭说。
然而,施功并没有及时看到泛亚的负面信息。2014年11月19日,云南证监局在官网发布动态,宣布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面临巨大风险,但当天下午,这条消息就从证监局官网上消失了。在施功看来,这显然是泛亚的一次救火行动。“它充分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施功形容这是一种“残酷的精明”。
即使意识到自己在泛亚的资产占比过高,施恭依然没有选择退出。他曾向其他投资泛亚的朋友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他们问了泛亚的高管,告诉我,放心!绝对没问题,比存银行还安全。”
三个月后,当施公再次想取钱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走不了了。“完了!”他心想。
2015年4月,泛亚遭遇兑付危机,投资者无法再提款,但当时因腰椎间盘突出住院的李璐却对此毫不知情。2015年5月,在兑付危机进一步发酵时,泛亚居然打着“交易所成立四周年,回馈新老客户”的噱头,将年化投资收益率提高到14.23%,以吸引更多人入场,延缓危机的全面爆发。
而此时,李璐还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中介的销售人员不仅没有告诉她实情,还以本月利息上涨为诱饵,骗李璐又往泛亚的账户里转了70万元。
5月底,李璐终于知道了泛亚的情况。她疯狂联系代理业务员,“天天催促”,身为律师的丈夫也出面“威胁”当地代理经理。
“就这样,慢慢地捐了一些钱,开始每次都是三五万元,后来越来越少,变成一千元、五百元,有时候他捐100元,最低的也捐了86元。”这就像一个被拧紧的水龙头,流出的每一滴水都是奢侈品。
7月份,水龙头终于被关了,李璐再也拿不到一分钱了。140万并没有让她从奢侈的生活中走下来。“是的,我还有一些积蓄,是的,我没有把钱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失去了所有一切的穷人,心里很痛苦。“我挣这些钱和别人挣的不一样,太辛苦了。”腰椎的每一次撕心裂肺的疼痛,都在提醒她这笔钱的意义。
心态上的受挫更是彻底,“现在想都不敢想,以前买一个包要花一两万,现在想都不敢想,都不敢理财了,人民币贬值我就接受。”
她变得多疑敏感,“我胆子太小了,连银行年化收益率4.5%的理财都不敢做。”刚接到销售人员的电话,对方刚说一声“你好”,她就不耐烦地大喊“骗子!骗子!”
2015年6月,谭燕发现泛亚账户提款不了,但她不敢告诉丈夫。直到8月10日,丈夫给儿子选好了房子,准备买下,谭燕才忍不住说出了实情。“那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真的把一生都投入进去了。”
她的丈夫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往。“他什么也没说,但他真的很喜欢这所房子。”
2015年8月19日早上,手机闹钟像往常一样响起,谭燕醒来发现丈夫脸色发黑,已经没有了呼吸。
“急性心肌梗塞,他没有这个病史。”她相信丈夫是死于愤怒。
这个胆小的女人彻底崩溃了。她一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用尽全力让脆弱的家庭方舟远离航路上的每一处暗礁。现在,因为她自己的过错,这艘船彻底翻了——儿子的房子没了,丈夫也没了。
这几年煤炭行业不景气,她和儿子所在的国企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家里的积蓄全部放在泛亚账户里,他们不得不向朋友借钱来为丈夫办丧事。
到了2015年12月,谭燕已经流不出眼泪了骗局 表情包,人们只能从她扭曲的表情看出她在哭,最初的痛苦和难过已经被深深的仇恨所取代。“我一定要把这些钱拿回来,拿不回来,我就去抢,哪怕杀人。”
她歇斯底里地咒骂着,咒骂着凡雅,咒骂着银行,咒骂着体制。“对不起死去的人,对不起活着的人。”她咒骂着自己。
“一夜之间仿佛回到了民国以前,”施功描述自己的处境,“甚至比解放前还要糟糕。”他欠下了大笔外债,现在一边打工一边自己做生意。“我需要打工来养活我的小生意。一旦我的生意倒闭了,我的员工就得另谋出路。”
令他吃惊的是,即使在危机已经到达如此地步的时候,一些泛亚机构仍然在吸收资金。
2015年5月的一天,施恭到太原当地一家机构借款,看到有人还在准备开户入金,他主动跟他们讲了实情。一位客户经理拉着他说:“施先生,你还是介绍新客户吧,介绍不来客户,就别管别人入金了,人家的钱进不来,你的钱怎么出?”
施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屡屡受挫的维权
叶强发现自己没有钱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已经四个月没有发员工工资了,公司的取暖费也拖欠了,更让他崩溃的是,他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
半年前,即使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叶强也是无可争议的富豪,他的公司是山西省首批小额贷款公司之一,规模不小。
半年过去了,他已经记不清剃了多少次头,否则掩饰不了白发不受控制地生长。他才32岁,近半年来,他很少在凌晨2点前入睡,“不管多累,都睡不着。”
叶强的身份很尴尬,一方面,他是损失最大的投资人,他全家在泛亚投资了六千多万,其中他投了一千多万,剩下的都是他爸爸和叔叔们毕生的心血;另一方面,他还是泛亚授权合作机构的法人,也就是说,很多投资人通过他的机构把钱给了泛亚,这些人都是他的客户,现在钱都亏光了,这笔账必然要算到叶强的头上。
从事小额贷款业务多年的叶强从来没想过泛亚的年化收益率是个问题。“13%到14%左右的利率,按照民间的说法,也就一分钱多一点,是合理范围。现在民间借贷两三分钱,很正常。”
直到2014年,叶强的小贷业务都比较顺利,因此,他并没有在泛亚投入太多的精力和资金。进入2014年之后,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全国小贷公司业务规模大幅下滑,大量出现亏损。
“说白了,小额信贷就是拿钱换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行,小额信贷就难做,在山西就是因为有煤矿。”叶强说。
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叶强开始动了退出的念头,于是他逐渐把小贷业务的资金抽离出来,转移到泛亚,“我们坚信这个东西不会有问题,所以把生命财产都投入进去。”
即便是这次还款危机发生后,叶强依然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对于金融行业来说,挤兑是不可避免的,偶尔发生也是正常的。因为当时中国股市比较火爆,钱肯定会往钱多的地方流。”
直到6月份,还款危机才逐渐显露端倪,叶强开始焦虑起来。考虑到客户将面临“进不去”的局面,他所在的机构决定不再开新账户。但一些投资者在被婉言谢绝后,仍坚持在其他机构开户。
危机持续半年后,叶强和全国各地的机构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从6月份开始,知道危机的客户开始找他要钱,“每天都要,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他开始收到威胁,“你不解决,我活不下去,你也活不下去。”一位客户告诉他。
“我心里很愧疚,我理解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叶强说道。
压力之下,叶强只好借钱接手业务。“我借了大概700万帮我的客户,我的钱进,他的钱出,我一个个解决问题,后来就解决不了了,因为我的资金都进(泛亚),现在我没钱了。”
许多机构法人都有过类似的被接管经历,有的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或遭到愤怒客户的殴打。
无奈之下,2015年9月,叶强与全国数十家机构法人一起来到昆明泛亚交易所,“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说是开会,其实就是给大家做个汇报。”会上,泛亚向各机构负责人提出了“债转股”方案。“我们得到的回应很震惊,交易所亮出了底牌,说‘我们别无选择’。”
泛亚希望合作机构能够安抚投资者,让投资者接受“债转股”方案,但与会的机构负责人普遍不愿意。“当时机构负责人全都一头雾水,有的甚至当场掀桌子。我也纳闷,他们怎么会往股票方向走?作为普通投资者,这个风险是完全无法抗拒的。这完全违背了泛亚当初‘零风险’的承诺。”
这次会面让叶强的希望破灭。他立即从昆明飞到北京,与全国各地一千多名股民于2015年9月21日在证监会门前发起维权活动,要求对泛亚进行清算。正是这场维权运动,让泛亚危机被媒体广泛曝光。
事实上,自2015年7月起,泛亚投资者维权活动已在全国各地展开多场规模不等的维权活动。
李璐7月从昆明回来后,立即投入维权工作,通过与昆明各地投资者建立的联系,发起了全国范围的联合报警,在随后的全国协调行动中,她一直负责联系全国各地的代表。
丈夫出殡后,谭燕每天到太原泛亚授权合作机构哭诉,并逐渐认识了当地的一些投资人,他们决定团结当地灾民,维权,逼迫机构交出客户名单,然后开始逐一联系。
“他们给我一份200人的名单,我就一直在家里打电话。”最终,200人中有80人被谭燕说服,决定加入维权运动。
维权者们互称“同病相怜者”,他们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从资产过千万的公司老总,到每月领取微薄退休金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在他们各自固有的人生轨迹中,大多数人本不会有任何交集。如今,他们聚集在一起,只是因为同一把镰刀齐心协力收割财富。曾经的富裕还是贫穷,如今都不再重要。就像原本长短不一的韭菜,刀刃所过之处只剩下短短的根,昨日的茂盛与今日无关。
无法重来的生活
引起媒体轩然大波的围攻宋鸿兵事件,其实并非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安排的。
宋鸿兵是研究世界金融史的经济学家,著有《货币战争》系列丛书,该书长期位居中国金融类图书畅销榜首。宋鸿兵曾担任泛亚集团的宣传代言人。
2015年12月12日,宋鸿兵应邀在太原万达广场发表演讲。
这天,58岁的泛亚投资人谢涛早早来到会场。进场后,她环顾四周,发现观众不多,空座位很多,便在投资者群里传播消息。收到消息的投资人纷纷进场入座。宋鸿兵也已经上台演讲。“我们都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没有座位的就站在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戒备都没有。”人们默契地等待着演讲结束。
演讲后的问答环节,投资者纷纷递上纸条询问泛亚的情况。随后的情景被视频记录了下来,激动的投资者纷纷上台围住宋鸿兵,询问他为什么支持泛亚。
由于准备不足,投资者没有带纸和横幅,幸好主办方送了一个贴有“福”字的礼品袋,人们在白纸背面写下了口号,因此视频中,投资者举起的标语纸背面竟然是一个红色的“福”字。
“这次事件其实不是有预谋的,如果是有预谋的,大家肯定会准备得更充分一些。”谢韬说道。
这次粗暴的围堵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各大媒体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太原,他们终于获得了维权运动以来最多的关注。
但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头条新闻产生,每一个遭遇不幸的人都知道,只有继续发声,才能避免迷失在浩瀚的信息之中。
2015年12月22日,太原投资者在寒风中又一次展开维权行动。然而,当他们路过山西省信访局门口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们遇到了正在那里上访的e租宝投资者。这个曾占据央视《新闻联播》前黄金时段广告、融资逾728亿元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投资者人数已逾90万。2015年12月8日晚,新华社发布消息称,“e租宝”网站及其关联公司涉嫌非法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随后,e租宝官网和APP均无法正常打开,引发投资者恐慌。
12月22日,e租宝的投资人已经在信访办门前打出了横幅,泛亚的投资人则继续前行,当他们的队伍穿过时,两队不幸者互相挥手致意。
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除了e租宝,达达集团、MMM等融资平台也相继倒闭,不为人知的小平台和金融项目更是不计其数。
一次饭局上,李璐无意中吐露了自己在泛亚的情况,让她吃惊的是,同桌还有两个人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只不过投资这个项目的人跑了,找不到了。
与此同时,谭延坐在冷清的办公室里,努力回忆着当时的生活,“很开心,我们三个人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2019年3月,云南省昆明市法院一审判决,昆明泛亚有色金属公司违法吸收巨额公众存款,给集资参与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此外,法院还认定,被告人单九良、杨国宏在昆明泛亚有色金属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案执行财产刑时,对集资参与人损失的偿还优先于罚款刑的执行。
案发后,公安机关全力追缴涉案资产,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案金属等财物,目前,涉案财产追缴工作仍在进行中。
《凤凰周刊》还报道了什么?
本文首发于2016年第570期《凤凰周刊》。作为一份连接内地与港澳台的刊物,《凤凰周刊》致力于打造华人社会时事与文化报道的全新权威态度与立场,以崭新的阅读方式揭示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大事件、非凡人物以及华人社会最为关注的政治、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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